时隔十年,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关键转折期,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与此同时,镇域主要功能也由农村资源的“输出通道”与国家政策的“接收通道”转向城乡资源的“互通纽带”,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发展中承担着关键支撑作用。赛迪四川镇域经济研究中心基于对新时期城市工作重心根本性转变的深刻认识,分析在此过程中赋予镇域的新使命、新要求,并提出强化镇域功能、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以期为各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可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即曲折发展期(1949—1977年)、快速发展期(1978—2011年)和新型城市化发展期(2012年至今)。
城市曲折发展阶段,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乡镇更多承担行政末梢执行节点功能。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受国内政策及国际局势影响,我国城市发展经历了“稳步恢复—超速发展—调整减速”的曲折前进阶段。为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快速转变,从农村农业汇聚的国家资源更多投向了城市工业,形成农村支撑城市发展的格局。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业集体经营等方式构建起城乡二元经济体制;通过城乡户籍制度及与之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起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这一时期,城乡之间的联通被阻隔,城乡资源依靠政府统筹分配,乡镇更多承担行政末梢执行节点功能。
城市快速发展初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出现松动,乡镇成为农村资源的“输出通道”。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实施,我国城市功能不断增强,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城市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主要载体,城乡二元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体制改革等农村改革措施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流通速度,并释放了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推进对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农村bwin官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涌向城市。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出现松动,农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初步建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障碍被逐步打破,乡镇成为农村资源的“输出通道”。
城市快速发展加速期,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向社会领域延伸,乡镇成为国家政策的“接收通道”。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条件逐渐成熟,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党的明确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城市资源通过国家税收、财政政策等方式流向农村。这一时期,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乡镇则作为国家政策的“接收通道”,推动相关政策落实落地。
新型城市化发展期,城乡融合发展有序推进,乡镇成为城乡融合的“关键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一环,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十二五”时期,城乡发展一体化快速推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公共服务差距、健全要素流动机制等工作持续开展。党的十九大之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启幕,通过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深度融合,构建“优势互补、功能协调、相互支撑”的发展模式,实现城乡共生共荣。这一时期,城乡二元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城乡联接愈发紧密、互动日益频繁,乡镇已然成为城乡融合的“关键纽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赛迪四川整理,2025.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978年—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7.9%增长至67%,已接近城镇化增长S型曲线(诺瑟姆曲线)的顶部,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开发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外向型”扩张模式局限性日益凸显,城市发展进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期下,我国城市发展呈现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发展理念由经济建设导向转为民生需求为本,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二是发展方式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为集约式存量优化,注重城市建设系统谋划、协调发展、集约高效;三是发展动力由“千城一面”同质化竞争转为因地制宜特色化发展,亟需立足各自资源禀赋打造核心竞争力;四是治理模式由单一化粗放式管理转向多元化高效能治理,持续加强多元共治与数字化治理;五是区域结构由“超大城市”等单极突进转向“城市群”“都市圈”等网络协同,不断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在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历史时期,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举措。镇域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层级,其功能也逐渐产生四个方面的战略性变化:发展定位方面,镇域促进城乡融合的纽带作用持续加强,成为城乡资源要素快速流通的核心“助推器”;产业经济方面,由区域产业规划的“盲区”转向特色产业打造的重要承载地;空间价值方面,由规模扩张的边缘地带转向存量优化的战略支点;治理服务方面,由被动执行的末端环节转向创新改革的前沿阵地。
赛迪四川镇域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当前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以下四点制约,支撑城市发展的战略功能尚未充分释放。一是产业支撑薄弱,多数乡镇的产业发展仍呈现“小散弱”,特色产业体系亟待构建;二是资源要素缺乏,镇域经济发展所需土地、资金等要素普遍匮乏,低效资产盘活亟待推进;三是区域协同不足,相邻乡镇间的片区联动不足,产业园区与属地乡镇间的互动较少,协作联动机制亟待建立;四是民生短板突出,乡镇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与城市仍有明显差距,基层治理主体较单一、模式较传统,治理服务升级亟待加速。
一是做好资源承接,积极融入城市发展大局。引导有条件的乡镇依托区位优势及产业基础,主动融入城市群/都市圈/县域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紧密衔接、支撑发展的产业协作模式;依托交通一体化、基础设施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积极承接中心区域功能外溢。二是协同属地园区,建强县域经济发展“第二战场”。结合实际探索园区与镇域的协同发展模式,鼓励乡镇通过联合招商、项目共建、企业共管等方式学习园区先进经验,深入挖掘并承接园区外溢产业资源,推动镇域经济迈上新台阶。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打造富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立足镇域资源禀赋,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则旅”,推动构建完善的特色产业体系。鼓励通过设备更新、人才引育等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化升级。二是促进空间优化,推动产业承载能力快速提升。推进闲置土地盘活利用,积极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宅基地盘活利用,提高乡镇重大项目承载能力。推进镇村级低效园区、产业集聚区更新改造,完善产业相关配套设施,提升产业载体适配度,对接引入优质运营企业,增强产业服务能力。
一是做好前期谋划,明确组团对象及发展模式。综合考量乡镇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的关联性与匹配度,科学划定适宜组团范围。深入分析组团发展的内部条件及外部环境,因地制宜选择辐射带动、融合提升、跨区域联动、全域统筹一体化等组团模式。二是创新工作机制,促进产业协同及要素流通。根据组团模式不同,通过组建片区管委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成立工作专班等组织机制创新,明确组团工作牵头主体及责任单位。通过推动产业共谋、项目共建、资源共促、成果共享,实现组团内产业高度协同和要素高效流通。
一是服务设施优化,提高乡镇服务承载能力。加快推动乡镇教育、医疗、养老、便民生活机构等建设,构建多层次服务体系,高质量打造“15分钟公共服务圈”“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精准度。二是县域统筹推进,打造公共服务“城乡共同体”。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机制,明确牵头主体、梳理服务清单、强化推进机制,充分调动教育、医疗、养老等相关部门积极性,通过建设教育共同体、医疗共同体等,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向乡镇、村(社区)延伸。
一是探索扩权赋能,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按照依法行政、权责对等、放管结合、动态更新等原则,探索将基层治理相关事项下放至乡镇。建立健全乡镇权限“需求摸排—精准匹配—培训承接”闭环工作机制,强化乡镇对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监督管理权和任免权,保障权限“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二是搭建智慧平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推动构建“一网统管”智慧乡镇平台,汇聚“乡镇—村(社区)—网格”多级动态联动数据及多元治理力量,打通“群众反映—专人回应—跟踪问效”闭环工作机制,结合实际工作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工作质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