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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制度的实践与创新之路
发布时间:2026-01-14
 (本刊讯)历经近5年实践的深圳,已完成清算、重整、和解三类个人破产程序的首案验证;全新起步的厦门,则带着多项制度创新推进个人破产制度落地。作为全国仅有的两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二者的条款设计正精准适配各自城市需求,深圳的实践为厦门提供了重要借鉴,厦门也在吸收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多方面突破。  2025年11月2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一份个人破产清算免债裁定书送达深圳市民呼某手中,宣告自202

  (本刊讯)历经近5年实践的深圳,已完成清算、重整、和解三类个人破产程序的首案验证;全新起步的厦门,则带着多项制度创新推进个人破产制度落地。作为全国仅有的两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二者的条款设计正精准适配各自城市需求,深圳的实践为厦门提供了重要借鉴,厦门也在吸收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多方面突破。

  2025年11月2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一份个人破产清算免债裁定书送达深圳市民呼某手中,宣告自2025年11月9日起依法免除其剩余未清偿债务。至此,全国首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条例》)实施以来的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执行完毕,首位自然人“破产人”实现经济再生。

  就在此前的11月1日,全国第二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厦门条例》)于11月1日正式施行,3日后,厦门首例个人破产申请即进入立案审查程序,申请人是一位背负近600万元债务的物联网企业创始人,其配偶作为担保人一同被列为被执行人。

  制度同源亦多元,讲底线日施行的《深圳条例》与11月1日开始施行的《厦门条例》,均以“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为核心保护对象,但在具体条款设计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适配性差异。

  “条例的适用门槛决定了破产保护的大门向谁敞开。”《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明伟一语中的。

  两个条例之间最直观的区别是适用主体的准入条件。《深圳条例》明确要求,申请人需“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而《厦门条例》则要求申请人需“在厦门经济特区居住或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连续满五年”,无须社保缴纳证明,仅“居住或经营”满足年限即可。

  郑明伟告诉笔者:“深圳用‘居住+连续3年深圳社保’作为准入标准,与深圳已经没有农民,但大众创业、商事主体氛围活跃的情况相匹配,也与《深圳条例》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创业失败的企业家、创业者密切相关。《厦门条例》不强制要求社保,覆盖面明显更广,尤其利好个体工商户、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非社保缴纳群体,倾向于保护那些长期扎根于厦门、与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长期居民和传统个体经营者,这种设计较为灵活,这与厦门的人口结构相关。”

  两个条例之间,债权人的申请门槛(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与债务人的财产豁免标准(为保障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的基本生活及权利,为债务人保留的财产为豁免财产)的设计差异更为显著。

  《深圳条例》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门槛为50万元(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有50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债务人可豁免的财产累计“总价值不得超过20万元”,包含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生活、医疗、学习、职业需要的必需品和费用等。在全国首宗个人破产重整案中,债务人梁某某负债75万元,法院最终确认其每月7700元基本生活费及生活生产必需品为豁免财产,总额未超过20万元上限。《厦门条例》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门槛为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豁免财产标准定为“不得超过本市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

  郑明伟评价:“短期看,深圳的固定标准利于快速落地;长期看,厦门的动态标准更具适配性,能更好保障债务人基本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厦门条例》在豁免财产范围中增加了“债务人职业发展、生产经营必需的物品和合理费用”和“出于陪伴等精神目的而豢养或者培育的宠物”。

  据悉,该条款的增加是在立法相关座谈会中,有经营者提出:“烧烤店、咖啡店中的定制化设备虽拍卖价值不高,但对维持经营至关重要,可否保留?”经研究,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将“生产经营必需的物品和合理费用”纳入豁免财产范围,在保障债务人基本生活权益的同时,为其“东山再起”保留必要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强调:“个人破产制度既要讲底线,也要讲温度,要区分不同法律人格,避免‘简单株连’,厦门的这一条款正是对‘温度’的直接回应。”

  “5年间,受理个人破产申请600件,化解债务2.1亿元,500多个家庭的债务得以救赎。”2025年8月2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了《深圳条例》通过后的“成绩单”。

  《深圳条例》规定,个人破产类型分为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供不同情况的债务人适用。2025年11月2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呼某的未清偿债务自11月9日起予以免除,同时解除对呼某消费行为的限制。至此,个人破产三个类型首案均已审结执结。

  2021年7月,全国首宗个人破产重整案裁定生效,35岁的工程师梁某某成为首个受益者。2018年梁某某创业失败,累计负债75万余元,名下无房无车,仅有8万余元现金和两项知识产权,每月工资收入约2万元,需抚养两名未成年子女。依据《深圳条例》关于重整程序的规定,梁某某提交申请后,经管理人测算,若进入清算程序,债权人受偿率仅为33.34%,而重整程序下受偿率可达88.73%。最终,法院裁定批准其重整计划:除每月保留7700元家庭基本生活费外,夫妻其余收入全部用于偿债,36个月内清偿全部本金,利息和滞纳金予以免除。凭借稳定收入,梁某某提前15个月完成清偿,2023年6月获得债务免除,该案也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21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件。

  2025年11月25日办结的呼某清算案,则让《深圳条例》的免责考察期条款得到充分验证。呼某曾经营培训机构,因商场倒闭负债480余万元,变卖唯一住房后仍剩余140余万元债务,离异后独自抚养女儿,每月仅5000元劳务收入。2021年6月,呼某依据《深圳条例》提交破产清算申请,法院裁定宣告其破产后,启动3年免责考察期。依据《深圳条例》规定,考察期内债务人需如实申报收入,每月除必要支出外,剩余收入用于偿债,不得有高消费等禁止性行为。呼某严格遵守规定,其间未出现任何违规,虽因部分偿债进度未达预期,法院依据条例将考察期延长1年,但最终通过审查,2025年11月25日获得债务免除,消费限制同步解除。

  郑明伟披露了一组数据:“在目前深圳法院实际受理的个人破产案件中,重整程序占比达75%至86%,清算程序降至9%至15%,和解程序占5%至9%。”

  郑明伟进一步解释:“重整程序因允许债务人基于未来收入分期偿债,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相比之下,清算是对无偿债能力的彻底清理,和解则依赖债权人协商,应用较少。这种结构经历了明显的演进过程。《深圳条例》实施初期,债务人对个人破产制度认知不足,对破产概念存在误解,清算申请一度高达90%,重整申请仅占5%左右。到2022年,辅导机制建立后,债务人主动选择重整、和解程序的比例从辅导前的27%迅速提升至82%。”

  2022年5月,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联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法庭建立了内地首个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制度,即在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个人破产申请前,须参加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的申请前辅导并取得辅导回执。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采取“集中讲解+一对一面谈”的模式,为申请人普及个人破产知识,协助债务人选择合适的破产程序,指引申请人规范提交个人破产申请。

  《厦门条例》明确规定:“债务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申请前,应当向破产事务管理机构或者其认可的组织申请咨询辅导。”同时规定在进行“咨询辅导时,可以申请与债权人进行债务清理。”并对债务清理的必要资料进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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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资料显示,厦门首例申请人在提交申请前,已完成厦门市破产事务管理局的专业辅导。

  李曙光介绍:“厦门的这一设计是对深圳实践经验的制度固化。深圳在条例实施后发现,缺乏前置辅导易导致申请人程序选择不当,后续通过条例外的配套办法补充完善。”

  针对实践中常见的“遗产偿债难”“夫妻财产混同”“为企业提供连带担保”等问题,《厦门条例》专设“特别破产程序”一章。

  《厦门条例》第一百四十八条至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了完整的遗产破产程序,允许债权人、继承人等在被继承人遗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向法院申请对遗产进行破产清算。“遗产破产程序解决了身后债务的僵局:继承人不敢继承(怕背债),债权人无法受偿(因为资产无人处置)。”郑明伟认为,厦门模式创造了一个不依赖于自然人生存的拟制破产主体。即使破产人离世,对其遗产进行独立的破产清算,公平偿还债权人后,剩余归继承人,不足则勾销。

  在夫妻共同破产方面,《厦门条例》规定,夫妻财产高度混同、不合并破产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夫妻共同破产的申请。

  “该规定精准抓住了中国家庭财产混同的普遍现象。相比之下,深圳模式虽无条例层面的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对夫妻不同步申请保持高度审慎。在深圳,如丈夫申请破产而妻子未申请,其两年财产审查期并不涉及妻子部分,容易造成因信息不对称产生隐匿风险,法院在个别案件中也会因无法合理解释不同步申请而驳回重整请求。”郑明伟曾在深圳办理一宗夫妻共同申请的债务重组案件,法官对其未同步申请的理由十分关注,并在释明后提醒双方一并申请,最终夫妻选择共同申请并顺利获准重整。

  刘俊海特别提醒:“在实践中要贯彻男女平等、夫妻有别的原则,区分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避免过度牵连影响家庭和睦。”

  在个人与企业法人合并破产程序上,《厦门条例》第一百六十一条允许“对企业法人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个人”与企业进行合并破产。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合并后个人与企业法人之间不再享有相互求偿权”。郑明伟指出:“鉴于中小企业主存在资金‘人企不分’的情况,如果不联动处理,很容易出现‘老板破产了,公司还在空转’或‘公司破产了,老板背了一身担保债无法翻身’的局面。厦门模式实现了老板与公司的一揽子债务重组,是一大创举。”

  《深圳条例》未对信用修复设专门章节,仅在实践中通过“诚信履约证明”及“个人破产状态联合公示制度”等方式探索。而《厦门条例》专设“信用修复”章节,明确“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达成债务清理协议,或者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认可和解协议的,债务人作出信用承诺后,可以向人民法院和失信信息认定单位申请信用修复”,也对具体修复路径予以明确,包括解除行为限制、更新金融信息及出具证明。

  针对社会最关注的“逃废债”问题,《厦门条例》设置“全链条防范与惩戒”机制。

  《厦门条例》在风险防控方面构建了全链条严密机制,明确债务人需申报破产申请前5年内的财产变动情况,以及本人与配偶、未成年子女等共同生活近亲属的全部财产及财产权益,管理人有权调查核实,同时设置了可撤销、无效及禁止个别清偿等财产处分规则;划定10类不得免除的债务及7种不得免除剩余债务的情形,其中包括未如实报告的债务、隐匿转移财产等严重违规行为。

  刘俊海表示,个人破产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能通过债务豁免获得经济、社会重生的机会。个人破产制度允许债务人依法豁免或减少债务,客观上可能引发“假破产真逃债”的道德风险,若全社会形成“以破产为荣”的不良导向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必须配套建立失信追责制度,对逃废债行为要求债务人承担全额清偿责任、延长其信用修复期限,通过民事责任与信用责任的双重约束遏制失信行为,同时褒奖如实披露个人财产信息的诚信债务人,确保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公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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