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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债权利息与股东权益之间的清偿顺位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6-02-08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债务人财产或破产财产的处置价格由于市场、政策等因素而获得大幅提高,各类债权均能获得足额清偿之后仍有剩余财产,此时破产企业的股东不存在出资未到位、抽逃出资等违反《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情形,其要求剩余财产作为股东权益予以返还。但有债权人提出异议,要求将剩余财产用于补充清偿债权人在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现行法律对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争论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出现意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债务人财产或破产财产的处置价格由于市场、政策等因素而获得大幅提高,各类债权均能获得足额清偿之后仍有剩余财产,此时破产企业的股东不存在出资未到位、抽逃出资等违反《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情形,其要求剩余财产作为股东权益予以返还。但有债权人提出异议,要求将剩余财产用于补充清偿债权人在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现行法律对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争论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出现意见分歧,也使得破产管理人在认定处置中陷入困惑。

  我国目前《企业破产法》虽有规定“破产止息”,但是并未对《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债权之外的其他债权进行否定,而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作为企业应当清偿的债务是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的。本文从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与股东权益的法理基础、法律性质、法律规定等多方面进行剖析,对二者之间的清偿顺位进行解析,经探究后认为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与股东权益在性质上均属劣后债权,但前者在清偿顺位上优先于后者。

  在破产财产的清偿环节中,当各类债权均已获得全额清偿且仍有剩余财产的情况下,债权人提出要求支付破产程序受理之后暂停计算的利息,而股东则主张应将这部分剩余财产作为股东权益予以返还,双方由此产生争议。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能否最大程度保障破产程序中各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还对破产程序在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助力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探究债权人与股东在剩余财产清偿中的顺位安排,具有显著的学术理论价值与现实实践意义。

  企业破产程序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有序退出的市场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1]。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这一规定作为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利息的明确法律依据,该规定适用于所有附利息的债权,无论其是金融债权、建设工程债权还是其他类型的债权。

  笔者认为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利息是基于公平清偿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两方面进行的法律设定。从公平清偿原则来看,若在破产受理后继续计算利息,可能会使部分债权人因利息的不断累积而获得更多利益,例如一些民间借贷债权利息约定较高的情况下, 这将导致其他债权人能够获得清偿的比例相应减少,从而破坏了在债权人群体中实现公平受偿的平衡体系。[2]从程序效率原则出发,停止计付利息可以避免利息计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利于相关工作的开展,加快破产程序的推进,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例如在表决分配方案时如果债权金额总是在动态变化的,难以进行有效表决。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关于“破产止息”的制度设计,其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朝末年颁布的大清破产律,这也是从当时德国法、日本法借鉴而来。[3]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了破产债权的种类,对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作出了明确安排,这为破产程序中债权的清偿提供了基本框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则规定了不属于破产债权的种类,其中包括行政或司法罚款、罚金及其他有关费用,破产宣告后的债务利息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法律并未否定破产受理后产生的利息作为企业债务的性质,也未免除企业承担破产受理后产生利息的责任。这就导致在实践中,对于破产受理后发生的利息应如何处理存在诸多困惑。从域外现行法律规定看,无论是德国《破产法》、日本《民事再生法》与《社会更生法》还是英国《破产法》、美国《破产法》,都已经明确将破产受理后产生的利息作为劣后债权处理[4]。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一种更为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破产受理后产生的利息作为合法债权的属性。将其列为劣后债权,意味着在普通债权得到充分清偿后,若破产财产仍有剩余,再对这部分利息进行清偿。对照域外法规定,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有些滞后和欠缺,未能明确破产受理后产生的利息到底能否作为劣后债权进行清偿。

  从《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的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依据三种原则来确定清偿顺序。破产财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顺序清偿后仍有剩余的,可依次用于清偿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惩罚性债权。[5]由此可以看出,破产清偿分配理念也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变化,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非破产债权的行政罚款等可以在剩余财产中作为劣后债权清偿,同样地,在破产受理之后所产生的利息也需要被认定为劣后债权而获得相应的清偿。[6]

  从破产受理后产生的利息的法理基础上来看,法律规定或者意思自治是产生利息的因,属于合法的债权债务。在经济学中,利息被定义成为了使用具有价值的物品而需要支付的一种价格或者租金。[7]这句话也点出了关于利息的常识性认知。王泽鉴教授认为利息是指使用他人原本的对价,以原本数额及其存续期间,依一定比率,以金钱或其他替代物为给付的一种法定孳息。[8]梁慧星教授也主张债权平等性原则。[9]因此,破产受理后发生利息也应当是债务人正常的债务,是因为法律特别规定了“破产止息”这样一个制度设定安排,而不是作为法理基础和法律层面的否定。因此,无论是从当今两系关于清偿分配的规定,还是从最基本的法理出发,破产受理后发生的利息应为劣后债权进行清偿分配。

  本文中所提到的股东权益,是指股东对公司净资产所拥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由于股东向公司进行出资而形成的。股东权益主要包括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10]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中所称的出资人、出资人权益其实是个更为广泛的概念,股东是作为出资人的一种类型,是由法律规定的特别形式。《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公司清算的规定中明确,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因此,从《企业破产法》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实践经验,本文所探讨的股东权益返还主要是指依据《公司法》规定的“剩余可分配资金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或持有比例进行分配”的情形。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配的前提是股东不存在尚有未缴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行为。未缴出资和抽逃出资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破坏了股东之间的公平原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权益必将受到相应的限制。

  在公司的法律架构中,股东权益是一个核心且复杂的概念。按照我们所讨论问题的边界规制,厘清股东权益的法律性质,关键在于说明股东的出资比例或持有比例的性质,从本质上来说,这也可浓缩为股权问题。从《公司法》上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可见股东承担责任是有边界的,那么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其权益更加要有限制。[11]股东的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它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市场环境。公司在市场中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如果公司经营不善,股东不仅可能无法获得分红,甚至可能面临股本损失的风险。例如,一些新兴行业的公司,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技术更新换代快等原因,可能在短期内就面临经营困境,股东的投资血本无归。这种投资风险是股东在投资时就应当预见的,也体现了股东权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享有一系列权利,如参与公司决策、选举董事会等。这些权利使得股东能够在公司治理方面发挥作用,确保公司的运营符合股东的利益。然而,这些权利的行使也是有条件和限制的。股东的决策必须在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框架内进行,不能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而且,在公司正常运营时,股东的权利主要是通过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实现的,但当公司陷入破产境遇时,这些权利的行使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在公司破产时,应当先解决对外债权问题。这一规定是对交易安全、市场秩序和诚信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12]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与众多的债权人发生交易,形成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基于对公司的信任,为公司提供了资金、货物或服务。如果在公司破产时不优先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将会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的交易安全和诚信体系。

  将股东权益视作劣后债权进行清偿分配,也符合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破产法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在处理各种法律关系时,应当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在公司破产时,债权人的利益应当优先得到保障,这是因为债权人在与公司的交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在享受公司经营成果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当公司破产时,股东的权益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此外,从公司的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优先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公司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破产不仅会影响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还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在公司破产时不优先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可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与股东权益的清偿顺位存在不同的观点与处理。一种观点认为,这部分停止计算的利息理应优先于股东权益获得清偿。毕竟从性质上来说,利息是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就是破产程序的重要目标,自然要让债权人的债权排在前面受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强调《企业破产法》写明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利息,这部分利息其实相当于被法律 “一笔勾销”,从这个角度看,股东权益反倒应该优先于这部分 “被免除” 的利息受偿。这些争议处理的核心在于如何平衡把握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

  在管理人制作清偿分配方案时,如债权人不明确提出异议的,其实是会忽略掉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利息的处理,甚至不认可作劣后债权处理,而将剩余财产全部作为股东权益返还。如笔者在某实业有限公司重整案件的重整计划中发现,其载明了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时,在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以及各类债权后,剩余款项归属于出资人,但“各类债权”并不包括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载明剩余破产财产在清偿可能存在的惩罚性债权、欠缴的土地使用税及滞纳金、应交的所得税等税费后,余款依法退还公司股东。债权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应付当先支付破产受理后债权的利息损失,法院对此也予以了支持,要求管理人重新制作破产财产分配方案[13]。

  在商事活动与法律实践的交叉领域,债权与股东权益始终是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所谓债权,通俗来讲,便是债权人凭借法律赋予的权利,要求债务人如约履行义务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法定属性,债权在债务清偿的序列中,往往占据着优先受偿的法定地位。[14]回顾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交易过程,不难发现,债权人之所以愿意将资金出借或交付货物,既源于对债务人信用状况的信任,也依赖于现行法律制度构建的保障体系,他们期待着到期时能够收回本金与利息,实现交易的预期收益。反观股东权益,这是股东因向公司投入资本而享有的投资性权益。任何一位理性的投资者在入股公司时,都应当对企业经营中潜藏的风险有所预判,包括可能遭遇的经营困境甚至破产危机。从权利本质来看,债权与股东权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性:债权基于契约约定或法律规定,在正常情况下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而股东权益的实现,高度依赖公司的经营业绩与资产状况,其风险性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在企业破产清算的特殊情境下,将债权置于股东权益之前优先受偿,成为维护市场信用秩序的必然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部分,作为债权的有机组成,同样应当享有优先于股东权益的清偿顺位。毕竟,股东权益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公司完成全部债务清偿的基础之上,其受偿顺序天然地排在全体债权人之后。这一清偿顺位的差异,也成为债权与股权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即前者凭借优先受偿权获得法律层面的特殊保护,而后者则需承担更高的风险,在清偿顺序上处于相对弱势。由此延伸开来,对于股东向公司提供的借款等所谓“股东债权”,从公平原则与破产制度的价值取向出发,也应当与股东权益归入同一清偿顺位[15]。这一观点虽在理论界尚存争议,但从保障普通债权人利益、避免股东利用特殊身份不当获利的角度考量,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实践价值。

  在企业经营与市场交易的复杂环境中,债权人作为公司外部的关键利益攸关方,其债权的实现程度不仅直接关系到自身经济收益,更是维系市场信心的重要基石。在破产程序这一特殊情境下,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究竟应处于何种清偿顺位,实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倘若不赋予此类利息优先于股东权益受偿的地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极有可能面临无法充分实现的困境。一旦债权人无法足额收回本息,不仅会破坏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长期建立的信用纽带,更会对整个市场的信用生态造成冲击。[16]试想,若债权人屡屡在破产程序中遭受重大损失,必然会对市场交易产生顾虑,进而影响资金的正常流通与市场活力。反之,将债权人的利息权益置于优先保护的位置,无疑能够为市场主体注入一剂“强心针”。这种安排能够切实增强债权人参与市场交易的信心,对于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17]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能看到,多数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倾向于给予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优先于股东权益的清偿地位。

  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偶然,而是经过对破产程序特点与各方利益的审慎权衡。以大型企业破产案件为例,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众多债权人,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若不优先保障利息受偿,很可能出现大量债权人无法获得足额清偿的局面,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矛盾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通过优先保护利息权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债权人的损失,缓和矛盾冲突,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霍华德・米勒认为,按照金融学原理,企业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下,股东就应当丧失了相关权益,其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资格也就丧失了,相对应的,债权人应当成为企业新的掌控者。笔者认为该种理论不能被扩大化、绝对化,但是其反映了一种重要的原则,就是在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企业破产法》中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第六十一条列举式的罗列了11项债权人会议职权,其中就包括通过重整计划、通过和解协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18]目前多数国家的破产法都确立了债权人主导地位,同时也赋予了法院、破产管理人进行必要的限制。[19]

  回归到破产后停止计付利息清偿的问题,如果重整计划、和解协议或者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中,对于破产后停止计付利息有了相应清偿安排或者解决方案,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方案并由法院裁定批准了,那么应当按照该方案执行。也就是说,即便是对破产后停止计付利息不予清偿,那么也应当尊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按照表决通过的方案执行。因此,虽然前述论证了破产后停止计付的利息应当作为劣后债权清偿,但笔者也认为在债权人表决通过方案与此不同时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这种情况下可作为一种例外情形看待。

  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妥善处理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正如某些例外情形所阐述的那样,在尊重债权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若能在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兼顾股东权益保护,进而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无疑是一种具有较强可行性的合理方案。这种按金额比例进行清偿分配的操作方式,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验证。以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评选的优秀履职案例为例,在某公司的破产清算案中,剩余财产的处置引发了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巨大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先清偿债权人在破产受理后停止计付的利息,还是直接将剩余财产退还给股东。这一争议充分反映了破产程序中债权人与股东利益的冲突。而最终,协调解决这一争议的路径是按照各自金额比例分配剩余财产。这种解决方案不是简单地偏向某一方,而是综合考虑了双方的利益诉求,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平衡点。

  破产法本质上是一部平衡法,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公平清偿。公平清偿不仅仅意味着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债权能够按照法定顺序和比例得到清偿,还应在合理的范围内考虑股东的权益。在企业破产清算时,当财产有剩余的情况下,让股东得到一定的权益补偿,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他们的信心和希望。企业经营过程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即使最终不幸走向破产清算,股东在合理范围内仍能获得一定补偿,这会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温度。这将激励企业经营者在未来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企业经营中,勇于创新和创业,而不必过于担忧一旦企业失败就会血本无归。从宏观层面来看,这种按金额比例清偿分配的方式有利于市场退出机制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需要有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使得经营不善的企业能够顺利退出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在破产程序中实现债权人与股东利益的平衡,能够减少各方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促进市场的良性循环。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对破产法理论、现行条文、权利属性及司法实践的综合剖析,笔者认为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应当优先于股东权益获得清偿。作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两点考量:一方面,利息债权与股权的权利性质存在本质差异;另一方面,这样的清偿顺位安排,既能有效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有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提升破产程序的整体效率。从权利性质的本质差异来看,利息债权是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而产生的金钱给付请求权。债权人在将资金出借给债务人时,基于对债务人的信用评估和市场利率等因素,预期能够获得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回报。这种债权具有确定性和优先性,是对债权人资金使用的合理补偿。而股权则是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股东通过向公司出资获得股权,享有公司的经营决策参与权和剩余财产分配权等。股权的价值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股东在投资时就应当预见到公司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包括破产风险。因此,在公司破产时,将利息债权优先于股东权益进行清偿,符合权利性质的本质要求,是对不同权利主体合理权益的平衡保护。从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角度来看,将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优先于股东权益清偿具有重要意义。债权人在与债务人进行交易时,是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任和法律的保障才提供资金。如果在公司破产时,利息债权不能得到优先清偿,那么债权人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这不仅会打击债权人的积极性,导致市场上资金流通不畅,还会破坏市场交易的信用基础。而优先清偿利息债权,可以让债权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增强市场信心,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和安全。同时,这样的清偿顺位安排也有助于提升破产程序的整体效率。合理的清偿顺序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使破产程序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加快破产财产的分配和处置,降低破产成本。

  然而,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对该问题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各地法院在处理方式上存在分歧。有些法院认为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应当与其他普通债权一同参与分配,而有些法院则将其与股东权益处于同一清偿顺位。这种分歧不仅增加了破产案件的审理难度,使得法官在裁判时面临困惑,也影响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当事人对于不同法院的不同判决结果难以理解和接受,容易引发上诉、申诉等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因此,建议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者通过指导性案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利息债权的清偿顺位,减少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司法解释可以对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的性质、清偿顺序等作出具体规定,为法院的裁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指导性案例则可以通过实际案例的示范作用,引导各地法院统一裁判尺度,提高司法裁判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总之,将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优先于股东权益清偿,是基于权利性质差异和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合理选择。面对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我们应当加快完善破产法律体系,明确利息债权的清偿顺位,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和公正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破产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破产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将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迈进。

  [1] 李曙光:《论我国《企业破产法》修改的理念、原则与修改重大》,《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

  [4] 贺丹:《企业拯救导向下债权破产止息规则的检讨》,《法学》,2017年第5期。

  [5] 王欣新:《破产王道 —— 破产法司法文件解读》,法律出版社,2021年出版。

  [6] 张善斌、翟宇翔:《破产止息规则之反思与重构》,《兰州学刊》,2024年第6期。

  [7]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赵康英等译,华夏出版社,2014版。

  [10] 张军:《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分析》,吉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1] 王纯强:《新公司法视角下股东权利保护制度研究》,《民主与法制》,2025年第22期。

  [12] 邹海林:《股东失权制度的解释及其展开》,《法律适用》,2025年第4期。

  [13] 李遵礼:《破产债权清偿后仍有剩余应先清偿停止计付的利息》,《人民司法·案例》,2019年第29期。

  [14] 雷涛:《公司重整制度研究——由郑百文重组引发的思考》,武汉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15] 何欢:《公司分配视角下的股东身份从属债权劣后受偿》,《法学研究》,2024年第1期。

  [16] 刘凯湘、韩雪:《股东失权的法律后果解释论》,《经贸法律评论》,2025年第1期。

  [17] 曾祥生:《股东失权制度研究》,《法学杂志》,2024年第6期。

  [18] 丛峰:《论重整程序中司法权的能动性选择》,吉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9] 许德风:《破产法基本原则再认识》,《法学》,2009年第8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