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用地征收补偿平衡对农业经营距离变化的影响:从数量与坡度平衡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中国在耕地平衡范围扩大前后的耕地征用补偿情况。耕作距离虽有所缩短,但补偿用的耕地距离更远。在小规模数量平衡区域,耕作距离的减少幅度更大,而在坡度平衡区域则呈现相反趋势。大规模平衡区域通常表现出更大的耕作距离缩减幅度。通过六种演化路径揭示了耕作距离的空间变化规律。
分析了中国在耕地平衡范围扩大前后的耕地征用补偿情况。耕作距离虽有所缩短,但补偿用的耕地距离更远。在小规模数量平衡区域,耕作距离的减少幅度更大,而在坡度平衡区域则呈现相反趋势。大规模平衡区域通常表现出更大的耕作距离缩减幅度。通过六种演化路径揭示了耕作距离的空间变化规律。
自19世纪以来,世界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8年)。预计全球人口将持续增长,在2080年代中期达到约103亿人的峰值(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年),同时食物消费结构中肉类、鸡蛋和牛奶的比例也在上升(Miller等人,2022年),这使得粮食与饲料对耕地的竞争加剧,进一步导致了耕地资源的短缺(Fang等人,2023年)。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耕地保护(Finch,2020年)和粮食安全(van Dijk等人,2021年)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新华社,2024年),其人口从1949年底的5.42亿增加到2024年底的约14.1亿。然而,根据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过去十年间耕地面积一直在减少,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40%。在这种国家形势下,中国更加重视耕地利用的稳定性。
耕地利用稳定性指的是耕地在面对自然及社会经济压力时,仍能保持持续有效农业利用状态的能力(Gan等人,2026年;Zhang等人,2026年)。这种稳定性的下降具体表现为耕地自然生态条件的变化,如耕地被废弃、转为非粮作物种植以及非农业化现象(Liang等人,2024年)。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大量耕地被用于建设(Bai等人,2014年;Qiu等人,2020年;Wang等人,2021年)。为防止耕地总面积减少,国务院于1997年首次提出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图1)。1998年,耕地征用补偿平衡政策被写入法律,规定用于建设的耕地必须以相同数量和质量进行补偿(Shen等人,2017年)。后续政策进一步规范了耕地征用补偿平衡的实施范围,明确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跨省进行此类平衡。此外,2017年国务院提出,耕地征用补偿平衡机制应主要通过县级自我平衡来实现。
近年来,耕地减少的原因愈发多样化,其中将耕地转为森林、果园等非粮作物的现象越来越普遍(Dai等人,2025年)。随着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投入成本的上升,粮食种植的盈利能力下降,进一步推动了这种非粮化趋势(Huang等人,2024年)。鉴于非粮化行为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中国政府在2024年将耕地转为森林、果园及其他非粮用途纳入耕地征用补偿平衡管理之中,形成了大规模的耕地征用补偿平衡范围。总体而言,耕地征用补偿平衡政策在保护中国耕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有研究表明,土壤质量较好的地区往往城市化程度更高(Imhoff等人,1997年),而城市扩张又占用了大量优质耕地(Kong等人,2025年;Liu & Zhou,2021年)。在亚洲和非洲,失去的耕地的生产力是该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多(dAmour等人,2017年)。在耕地征用补偿平衡过程中存在着“占用越多补偿越少”以及“占用优质耕地却用低质量耕地补偿”的现象(Bai等人,2014年),这进一步导致了耕地坡度的增加(Chen等人,2022年)。
耕地的坡度被广泛认为是决定产量的重要因素(Dong等人,2023年;Kravchenko等人,2005年;Yang等人,2022b年)。亚洲各地的耕地坡度都在发生变化。21世纪,人类活动不断向高地扩展,中国的高地耕地对维持总耕地面积的贡献超过了亚洲平均水平(Yang等人,2022a年)。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山地森林流失主要是由于农作物种植范围的扩大(Zeng等人,2018年),这些地区的平均海拔和坡度也在逐年上升(Feng等人,2021年)。人口压力和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迫使人们在更陡峭的坡地上种植农作物(Feng等人,2021年)。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中国有18个省份的2°及以下坡度的优质耕地出现了显著减少(Zhou等人,2023年)。在陡坡上耕作容易引发土壤侵蚀(Gao & Wang,2019年)、土壤养分流失(Fang,2021年),进而导致耕地生产力下降(Deng等人,2024年)。鉴于中国地域广阔且区域发展差异明显,那些欠发达的低收入地区面临更高的土壤侵蚀风险和耕地生产力下降风险(Wang等人,2023a年)。因此,从栅格尺度分析耕地坡度的平衡状况,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耕地征用补偿平衡政策下的区域生产力差异。
耕地征用补偿平衡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上,还体现在空间位置上。耕地征用多发生在靠近人类活动中心的地区,而补偿用的耕地则多位于偏远地区,形成了“占用近处土地而用远处土地补偿”的格局(Wang等人,2025年),这就导致了耕作距离的增加(Liu等人,2023年)。耕作距离是影响耕地利用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为了获得更高利润,农民倾向于在离住所较近的耕地进行耕作(Zong等人,2022年)。当出现农村劳动力外流(Zhang等人,2016年)和人口老龄化(Ren等人,2023年)等现象时,耕作能力有限的农户会首先放弃那些距离较远的耕地(Song等人,2025年),从而降低耕地利用的稳定性。现有研究已经证明,耕作距离与耕地废弃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Han & Song,2020年;Hong等人,2024年;Long等人,2025年;Pokwana & Shackleton,2025年)。关于耕作距离的评估方法,目前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空间距离,即通过计算耕地与农村居民点之间的实际距离得出,可进一步细分为欧几里得距离(Li等人,2017年)和道路距离(Long等人,2025年)。第二类是时间距离,通过实地调查农民的出行时间来评估(Zhou等人,2024年),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微观尺度计算。对于大规模评估而言,目前的道路数据精度有限,尤其是在识别田间道路方面,这导致道路距离计算的精度较低。相比之下,欧几里得距离可以利用遥感数据得出的几何距离来计算,因此非常适合大规模研究。不过,目前计算空间耕作距离时大多将耕地和居民点投影到同一平面上,忽略了三维高程变化,从而导致实际耕作距离被低估。
了解在这一范围扩大后的历史平衡状况,对于未来政策的优化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以及农村居民点数据,识别出了2000年至2020年的耕地征用补偿地块,计算了三维耕作距离,分析了耕地征用补偿状况对耕作距离变化的影响,并总结了耕作距离的演化路径。具体研究目标如下:(1)比较耕地数量和坡度在平衡范围扩大前后的平衡状况;(2)分析耕作距离变化的时空差异;(3)阐明耕地数量和坡度平衡对耕作距离变化的影响,为可持续耕地利用提供优化依据。
中国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杨和黄(2024年)为我国开发的土地覆盖数据集——中国土地覆盖数据集(CLCD)()。Zhang等人(2022年)对比了中国六种耕地数据集的精度,发现CLCD的总体精度最高。本文选取了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CLCD的空间分辨率为30米。
本研究计算了全国范围内被征用耕地和补偿耕地的面积,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以此评估定量平衡状况(表1)。从全国范围来看,小规模征用补偿范围内的定量平衡得以持续维持。而大规模征用补偿范围内的定量平衡仅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实现。在其他所有时期,补偿耕地的面积都……
本研究发现,在之前的小规模征用补偿范围内,定量平衡与耕作距离的减少密切相关,而要实现坡度平衡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耕作距离。在大规模平衡范围内,虽然定量平衡也呈现出类似趋势,但坡度平衡却与耕作距离的减少相对应。这种差异表明,在小规模平衡范围内,严格的坡度标准往往……
通过识别中国境内的耕地征用补偿地块并计算三维耕作距离,本研究系统评估了耕地征用补偿平衡范围扩大前后耕地的平衡状况。同时,还分析了这一政策对耕作距离变化及其地理差异性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在小规模征用补偿范围内,全国范围内的耕地始终保持着定量平衡……
吴志豪:概念构建、数据整理、研究方法、软件应用、初稿撰写、修订编辑。熊文英:形式分析、研究方法、验证、修订编辑。祖健:数据整理、研究方法。王丽:概念构建、修订编辑。谭永忠:资金筹集、研究方法、监督、验证、修订编辑。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207126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S20240008)以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1WZQH12YB)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