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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丰研究 预重整辅助机构选任制度变迁
发布时间:2025-08-23
 在我国,预重整制度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当前对于其功能、目的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与其相适配的其他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在规范层面,还没有法律来对预重整制度进行统一性的规定。然而,虽未立法,但中央层面各种会议以及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已经多次提及探索建立我国的预重整制度。而许多地方也根据中央的精神、域外预重整实践经验以及各地的实际需要出台了当地的预重整试行办法。在中央层面,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制度一直

  在我国,预重整制度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当前对于其功能、目的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与其相适配的其他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在规范层面,还没有法律来对预重整制度进行统一性的规定。然而,虽未立法,但中央层面各种会议以及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已经多次提及探索建立我国的预重整制度。而许多地方也根据中央的精神、域外预重整实践经验以及各地的实际需要出台了当地的预重整试行办法。在中央层面,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制度一直在发展,但未跳出“庭外商业谈判”的界限;而在地方层面,辅助机构的选任制度由一开始的公权主导发展到愈发由私权进行主导,此流变的过程也正是预重整制度在我国发展的过程。

  2017年8月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6条指出:推动完善破产重整、和解制度,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积极推动构建庭外兼并重组与庭内破产程序的相互衔接机制,加强对预重整制度的探索研究。该意见作为较为早期提及了预重整制度建设的,对于预重整制度的概括与规定是较为笼统的,仅仅对于预重整制度的性质有一个并不太明确的描述,即预重整制度属于庭外兼并重组与庭内破产程序相互衔接机制的其中一种。从这个层面来看,预重整不同于庭外重组与庭内破产重整程序,因此,其下辖的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机制应当也和庭外重组中中介机构的选任机制以及破产重整中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机制有所区别。但是预重整又作为庭外重组以及庭内重整的衔接的制度,那么预重整中辅助机构的选任和在庭外重组中中介机构的选任以及在破产重整中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应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要结合庭外重组的性质还要参考破产重整的性质来确定预重整中辅助机构的选任机制,如此方可更顺利地实现预重整作为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的衔接的这样一个功能。

  2018年3月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指出: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在该会议纪要中,虽然没有明言探索建立预重整制度,但其表述沿袭了2017年8月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即“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制度的衔接”,并且进一步对这种衔接制度进行阐明,就如何进行衔接进行了建议,即在重组阶段通过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然后在重整程序中以重组方案为依据形成重整方案。而至于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机制,也要围绕这种功能来进行制定。在该会议纪要对于庭外重组与破产重整的衔接方式进行进一步阐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探索预重整辅助机构选任机制。其之所以不似在庭外重组中对于中介机构的是否选任,谁来选任,如何选任,以及在什么范围内进行选任都由债权人与债务人自行协商确定,是因为在预重整中形成的重组方案在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经法院的审查会最终形成重整方案,导致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不再像是类似庭外重组中对于中介机构的选任那样是纯粹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是否做以及做后的法律后果都由平等民事主体,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意思表示决定。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更像是一个准民事法律行为,其是否做应当由民事主体进行决定,但是相应的法律后果是由法律预先设定好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只能在做了之后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以及不做之后不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因此,在预重整中对于辅助机构的选任应该考虑破产重整程序中在破产管理人的引导下形成重整方案的过程,辅助机构是否有能力引导各方最终形成方案,形成的方案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认可。只有辅助机构引导各方形成了能够经过法院认可的方案,最终形成重整方案,这样一来预重整才是成功的。

  2019年7月16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门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在其第四部分“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指出:研究建立预重整制度,实现庭外重组制度、预重整制度与破产重整制度的有效衔接,强化庭外重组的公信力和约束力,明确预重整的法律地位和制度内容。单看此部分内容,可以明确的是预重整制度作为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程序的衔接程序已经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门中达成共识,并且预重整制度被当作强化庭外重组的公信力和约束力的一种途径。结合《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内容,其实现方式为通过预重整使庭外形成的重组方案交由法院进行审查,如果法院审查通过,该重组方案会成为重整方案,将发挥出重整方案的法律效力,通过法院的赋权来强化庭外重组的公信力和约束力。具体到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我们可以通过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部门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第四部分“完善破产法律制度”中研究建立预重整和庭外重组制度部分的其他内容来探究,其文为:完善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明确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和庭内债权人委员会制度的程序转换和决议效力认可机制。其大意是在破产重整中通过某种法院的认定程序,将破产重整程序开启前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转化为破产重整中的庭内债权人委员会。而在预重整中的辅助机构也可以通过相似的路径在案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时转化为破产管理人。在此基础上,对于辅助机构的选任就会存在某些标准而不能任由债权人、债务人以及投资人任意选任,需要参考法院在指定破产管理人时的标准。

  在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的大范围爆发,无数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财务问题。企业拯救机制以及退出机制的运用需求进一步提升,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建立预重整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预重整制度的规定也越来越具体。

  2020年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其中第17条指出: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或者引导债务人通过庭外调解、庭外重组、预重整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实现对企业尽早挽救。在该指导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预重整的探索已经从理论上的研究踏入实践上的运用。根据表述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预重整性质的认识与庭外调解、庭外重组类似,并且所用动词为引导而非法院运用其司法权力进行干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预重整和破产重整在性质上是迥异的。且法院引导开展预重整的前提为“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如果法院接到了民事主体的破产申请,在经过审查后如果认为破产申请人适格且提交的材料符合法律的规定,被申请企业破产原因成立,那么法院应该受理破产,然后按照法律展开下面的工作。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的表述中为“或者引导债务人通过庭外调解、庭外重组、预重整等方式化解债务危机,实现对企业尽早挽救”。根据表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预重整同破产重整并非同一性质之程序。因此,对于预重整中辅助机构的选任不能想当然地比照破产重整中管理人的指定进行,而更应该参考庭外重组的性质进行确定。

  同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第12条规定:······深化企业破产重整、预重整、执行转破产制度改革······推进破产案件审判权与破产事务管理权分离改革,支持深圳设立专门破产管理机构。除最高人民法院外,2020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其中第10条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推进破产制度和机制的综合配套改革,试行破产预重整制度。《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及《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都是针对深圳地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而发布的,其中也都提及了探索建立预重整制度。这不但表明中央各部门对于推行预重整制度达成了合意,还表明预重整制度由理论探究转向落地实践也在中央各部门达成了共识。其中,在《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第12条除了指出要“深化企业破产重整、预重整、执行转破产制度改革”,还指出“推进破产案件审判权与破产事务管理权分离改革,支持深圳设立专门破产管理机构”,这不但是细化本条中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路径,也同时为预重整中辅助机构的选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诸如此类专门的破产管理机构,其所具备的专业性以及法院对该专业机构的信任将会使得在此种专业机构的辅助之下形成的庭外重组协议在最终形成重整方案时的阻力变小、效率变高。诚然在预重整中,对于辅助机构的选任更多地会受预重整当事人的影响,但这并不影响预重整中的当事人在此类专门的破产管理机构中选择辅助机构,这样一来,不但体现出预重整的自治属性,也更加有利于预重整的成功。

  自2018年3月4日《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后,全国各地区陆续开展预重整制度的探索工作。基本的探索方式为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于本地区适用的预重整试行办法。截至2022年5月,已知的各地关于预重整的试行办法已经出台了66份。

  整体上看,随着对于预重整制度的研究愈发深入,各地区对于预重整制度的规定愈发贴合其“庭外商业谈判”的本质,这在各地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上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

  较早出台的地方性规则是2018年12月份温州地区的政府出台的《温州市企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府院联席会议纪要》,其在第二部分的第三条规定:预重整程序由属地政府启动,并指定入选人民法院管理人名册的中介机构负责具体工作;人民法院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根据规定,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主体是当地的政府,选任范围为法院的管理人名册,具体是由政府进行指定而后由法院对其工作进行指导监督。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在2018年的温州,预重整的适用更加强调的是公权力的介入。在预重整中发挥显著重要作用的辅助机构的选任上基本上排除了民事主体的影响,虽然《温州市企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府院联席会议纪要》第二部分第一条规定了:预重整应坚持市场化和当事人自治原则,然而后续的规定,起码在对于预重整辅助机构选任的规定中并不能体现这一原则。

  结合当时的背景,温州的会议纪要是基于加强府院联动机制、防控企业金融风险的目的而出台的,适逢2018年初《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发布,预重整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很新的制度,全国各地在中央的号召下都开始探索预重整的道路,因此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当地政府的本意可能并非纯粹地开展预重整的探索之路,更好地处理当地金融企业的一些困难,更好地加强政府对于当地企业金融风险的把控才是其醉翁之意。在此背景下,《温州市企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府院联席会议纪要》中的前后矛盾就能够理解了。然而,温州政府的举措虽不纯粹,但终究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预重整制度的探索之路,在接下来的2019年乃至以后,大量的预重整文件开始陆续出台,其中虽仍存在借预重整的名义来实现其他目的的,但预重整制度本身也在这种磕磕绊绊中日渐成熟起来。

  在随后其他地区的预重整实践中,辅助机构的选任将债务人、债权人等预重整参与方的意志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然而虽然在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中存在债权人、债务人等预重整参与方的意志因素的参与,但是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预重整规范中,预重整参与方对于预重整辅助机构选任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019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并且实施了《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根据其规定,预重整中应当由人民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然而,在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以前若债务人、主要债权人和重整投资人协商一致共同推荐某中介机构的,法院可以指定该中介机构为临时管理人。同时,除非存在法律规定的特殊事项,人民法院应该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根据北京一中院的规定可以看出,在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中,已经加入了预重整参与方的意志因素,当债务人、主要债权人以及投资人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推荐某家中介机构的,法院可以将该中介机构指定为临时管理人。

  但是,北京一中院的规定只是吹起了一股弱弱的风。首先,预重整私主体共同推荐辅助机构存在限制,即只有在法院指定中介机构为临时管理人前各方达成协议共同推荐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将其推荐的中介机构指定为临时管理人,若法院已经指定了临时管理人的,那么预重整参与方的意志则并不能得到实现。其次,在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以前,债务人、主要债bwin官网权人和重整投资人达成一致意见,共同推荐某家中介机构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指定该中介机构为临时管理人,并非法院应当指定该中介机构为临时管理人,这相当于预重整私主体的共同推荐对于法院来说仅仅具有参考意义。在实践中法院不指定其共同推荐的中介机构为临时管理人而改指其他的情况是多是少暂且不表,仅此规定中蕴含的司法公权力便大大减弱了预重整中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最后,预重整辅助机构在预重整中的参与是通过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即便法院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参照预重整私主体的意见来选出中介机构辅助预重整的进行,但是中介机构是作为临时管理人的性质由法院指定而存在的,其在预重整中的职责与义务是参照破产重整程序来制定的,其所带有的庭内破产重整的色彩不言而喻。

  在这种情况下,预重整制度更像是掺杂了部分意思自治因素的庭前重整程序,并不能反映“庭外商业谈判”的本质。这种情况反映了预重整制度探索的初期,各个地方对待预重整制度的态度,也反映了缺乏相应市场经济的支撑下,我国对于各种类型企业挽救机制的一种保守态度。类似北京一中院的预重整规范还有不少,诸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预重整案件审理指引(试行)》等。

  随着各地对于预重整制度研究的深入,除了法院指定、预重整参与方推荐两种方式以外,另外一种综合法院以及预重整参与方意志共同选择预重整辅助机构的路径出现了。其具体表现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企业预重整案件工作指南(试行)》、《诸暨市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重整案件的操作指引(试行)》以及《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重整案件的操作指引(试行)》等地方的预重整适用办法中。在上述规则中,预重整辅助机构是通过法院以及预重整参与方共同组成的评审小组来共同选任的。

  在这种路径下,不会出现法院选择以指定的方式而非预重整参与方推荐的方式导致的在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层面无法体现预重整参与方的意思自治的情况。这样一来,虽然仍然存在法院司法权力的干预,但是在保障预重整参与方的意思自治,体现预重整庭外商业谈判性质上,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探索。这也为后来更进一步地收缩司法权力在预充值过程中的参与,保障预重整私主体的意思自治打下一定基础。

  在2021年1月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预重整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称为“重庆指引”),一种区别于以往的更加能够体现预重整“庭外商业谈判”性质的预重整制度出现了。重庆指引创造性地将预重整分为“破产申请前的预重整”以及“破产申请审查阶段的预重整”。破产申请前的预重整是指在债务人企业申请重整前,重组协议已经表决通过,债务人认为庭外重组阶段完成的各项工作符合本指引的规定,且需要继续转入重整程序的,请求人民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请后根据本指引批准其预先制作并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的情况;破产申请审查阶段的预重整是指债务人向本院申请重整并同时提交预重整申请的情况。

  在破产申请前的预重整中,并没有针对预重整辅助机构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在破产申请前的预重整中,是否选任辅助机构,谁来选任辅助机构,在什么范围内选择辅助机构以及如何选任辅助机构,都由预重整私主体自行决定,法院仅仅对于预重整的结果有要求,即如果债务人认为庭外重组阶段完成的各项工作需要继续转入重整程序的,那么各项工作诸如重组协议、信息披露、债权人统计等,必须符合重庆指引的规定。这种彻彻底底的放权态度,恰恰是预重整“庭外商业谈判”性质的体现。

  在破产申请审查阶段的预重整中,重庆指引规定了应当存在预重整辅助机构,但是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基本上是由预重整私主体来进行主导,只有在预重整私主体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经过各参与方的申请,可以由法院在本市的管理人名册中随机选任。即便是此种模式的预重整,依旧保障了各参与方足够的意思自治。除了辅助机构的选任方式,辅助机构在功能上也更多地体现一种协助的作用,这区别于传统的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职能,同时也充分反映了预重整私主体的意思自治。

  在重庆指引中,可以看出我国预重整制度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转折点,在性质上基本上排除了公权力的干预。在之前的地方性预重整试行办法,虽然在辅助机构的选任上不断对于预重整参与方的意思自治进行让步,但是始终没有放弃法院总把关的地位,公权力始终是预重整辅助机构选任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重庆指引的操作路径中,预重整辅助机构的选任基本是由预重整参与方决定。这一点尤其在破产申请前的预重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之下,对于应由民事主体进行意思自治的事项,不规定才是最好的规定。

  上述我国预重整制度从一开始“庭内重整的翻版”到后来“庭外谈判”性质的逐渐显露,这样一个发展路径也正是反映了这几年来我国各地对于预重整制度的愈渐重视以及制度构建的愈发成熟。然而,目前我国预重整制度仍是处于各地实践不一的状态,不存在全国性的规定规范预重整制度,但这也是新生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基于此,仍需加强对预重整制度的研究,争取早日建立起成熟的预重整规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